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栋悟 | 实践论、矛盾论和系统论的关系
2018-06-19 15:17

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是我国面临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巨大困难的背景下,总结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。像《论持久战》这样关乎国运的著作,就是灵活运用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的产物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是人类哲学的最高峰。这个论断本身也是从《实践论》延伸出来的,人们认识的过程,总是从实践到认识,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。如果有哪个民族,遭遇的困难大于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期的困难,就有可能总结出更具抽象的理论。如果没有,恐怕后人难以超越这些思想。


《系统论》是钱学森在主持我国科技航天事业时期的产物。除了学科之间的协同、工程之间协同外,更重要的还有不同部门的人的协同。几十万人被组织动员起来,完成航天的任务,组织如此巨大的工程,背后遵循的理论是什么?钱学森提出系统论、系统科学、系统工程。系统论就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指导哲学。就“系统论”这个词最早提出者,一般都说是生物学家贝朗塔菲。但是钱氏系统论的内涵远比贝朗塔菲的一般系统论深刻得多。


在当下,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如何有效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科技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,需要回答如何融合?以及融合以后怎么样等问题。这个也是时代的命题。这命题的难度当然比革命时期面临的困难小的多,但也有诸多不同之处。在实践中,我们提出《数字生态论》,在产业发展中,有着长期、惊人的生命力。其遵循的哲学思想,就是这三论——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、《系统论》。

从系统论开始说起。最简明的系统定义,莫过于“相互联系着的要素构成的整体”。这个定义由三层递进的含义,第一,系统是整体;第二,整体由要素构成;第三,要素是相互联系的。层层递进,缺一不可。定义看起来简单,但是理解起来不容易。


要素和要素之间的联系哪个更重要呢?要素之间如果没有联系,就是一般散沙,不足以谈系统。一个公司,总是由经理和职员构成。一般而言职员大多听经理的。多一个职员、少一个职员,公司还是公司。但是如果经理和职员之间没有了联系,公司就立刻解体。而且公司一旦设立,经理和职员的联系就建立起来,这种联系就自始至终的存在于公司的大小事务之中,公司的大小事物自始至终也都包括这种联系。这种联系是公司的基础,联系不存在,公司也就不存在。


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要素之间的联系其实更重要。变革,更多的是变革了要素间的联系。或者增强、或消弱、或重联、或短路。

 

关于要素和联系的重要性,可以再举几个例子。譬如社会系统,是由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组成的。描述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有个专有名字——关系。在社会系统中,除了战争和生育,不能大规模的主动的减增人口,而社会的发展、变革主要是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人群之间联系紧密了,合作也就产生了。改变了人群的联系,也就改变了社会。


就像同样是4亿人口,在国民党时期,大量的农村人口是没有被组织起来的,是孤立的、分散的,也就没有力量。但是共产党重建了基层组织,把农民彻底动员起来,短短几十年,就重构了整个社会的面貌。因此,在系统中,要素之间的联系,是主动的、关键的改变系统的主动的变量。



从中医角度,更容易理解联系和要素的关系。人体是由各类器官构成,按照性状,划分为五脏六腑。人们的病,更多是五脏六腑的“联系”出了问题,而非某个脏器独立的原因。五脏六腑的种种“联系”,概括成“金木水火土”来表示。所以,我现在对于五行的理解,是事物间联系的性质的分类。

联系既然如此重要,如何认识这些联系呢?联系的规律是什么?《矛盾论》讲清楚了。在矛盾论中,假如把“矛盾”全部换成“阴阳”,完全通顺。也就是说矛盾就是阴阳,阴阳就是矛盾。只是在毛泽东时代,战争的残酷性、斗争性居于主导地位,矛盾更符合时代的语境。何况五四运动以来,中国民族自信、文化自信几乎降至冰点,中国古典文化被看成是糟粕,看成是落后东西。不好用“阴阳”来指代先进的思想。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系统的学习过,但是我觉得毛主席讲的矛盾,事实上是中国古代系统、辩证思想的现代化表达。

长期以来有个问题,一直困扰我。就是世间万般事物,为什么就是一生二、二生三,三生万物呢?还有就是太极生两翼,两翼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,八卦衍生出六十四卦,就能概括所有的世事儿?我自己觉得从系统论中,得到一些启发。


我觉得所谓“一”,所谓“道”,所谓太极,都是指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永恒的,也就是万物普遍联系。所谓二,就是指联系着的双方。无论联系多么复杂,归结到最后,就是两两之间的联系。联系着的双方,一方之称为阳、一方之称为阴。或者一方为矛,一方为盾。如电之两极,硬币之两面。有阳必有阴,有阴必有阳。通常会把阴阳中,主动的、积极的方面称为阳,把被动的、从属的称为阴。但是实际上是相关依存,相关转化的,并非恒定如此。而“三”则到了“用”、“形”的层面,就是某种联系,加上“要素”成为可用的某种“事物”,所谓三生万物。


八卦体系,稍有不同。太极、两翼的含义同“一”、“二”。四象、八卦甚至是六十四卦,我认识是对联系的种类、性质的进一步细化。联系具有普遍性,联系的规律同样有普遍性。因而《易经》讲的都是万物相通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。只不过语境离我们太远,阅读起来格外艰涩难懂而已。


但是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不同,书中所用的语言是现代的,所指的事件尚不久远。我们完全可以看懂。是以当我反复读这两篇文章时,反而对于《易经》有了感觉,至少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易经当然可以用来预测,就像我们断言某家公司可以成功,而果断投资一样。

 

这个时候,认识世界的方法论,就全面了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,系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单位,把普遍联系的世界中,抽取出有特定联系的要素构成的部分,就是系统。换句话说,我们必须把普遍联系的世界,做适当的剪裁,剪裁到我们的认知水平可以处理的“系统”,否则我们无法认识普遍联系的世界。系统当然是大系统套小系统,细分而无尽,综合而无垠。所以认识世界就从认识系统开始。认识系统就得掌握系统论。


系统论又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辩证统一。认知系统,就得细分认识系统的诸多要素,以及诸多要素之间的联系,这就是还原论。之后必须从整体出发得出系统独有的性质,这是整体论的方法。过去自然科学几百年的发展历程,多是还原论占据主导地位,而今后发展,更多需要系统论。


当我们关注系统,就必须把重点放在系统诸要素之间的联系上。《矛盾论》给出了方法,讲清楚了推动系统发展的关系的辩证统一的普遍性质。若要真正掌握并能灵活运用《系统论》、《矛盾论》,就要遵循《实践论》给出的路径。就是从实践到认知,再从认知到实践的往复循环的过程。也就是光说不练不行。

我们谈论这些话题,并不是坐而论道,重要是的起而行之。当我们知道了联系的本质特征,我们就知道谁才是掌控未来的公司。也就是改变了产业内诸多生产要素之间的联系的公司。用商业上通俗的语言来讲,就是改变了产业格局的公司。认识到这个层面,我们就有了理解产业的独特方法论。


看看这个产业有哪些生产要素,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?这些联系可以是资金、货物、数据、人的流动。制约这个行业的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?也就是哪些类型的联系,妨碍了生产要素的配置。有公司致力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吗?如果有,这家公司,很可能是咱们要投资的公司。这就是咱们的“《数字生态论》”。我们所说的EOP,就是数字生态的承载平台,到了系统工程这个层面。用这个观点来思考四倍农业,来观察农信互联、和君纵达,是不是就豁然开朗啦?


四倍农业完全实现了种植和养殖之间的能量循环,建立了返璞归真的农业自然生态系统,这是对整个农业乃至农村的重塑。农信互联改变了养殖企业、饲料企业、金融机构、物流机构等之间的联系,利用大数据重组了产业。和君纵达综合利用各类通讯手段,大规模、高效率和重组了和企业和用户之间的联系。


今后,写各种方案,估计是团队的一项主要工作。方案本身的价值要放在上一个层级的系统来看,也即价值是对上一个层级而言。方案自身有哪些要素构成?需要列出个一二三来,更关键是谈清楚这一二三的联系,找到主要矛盾。系统总是处在某个环境中,并受环境的制约,把这些限制因素找出来,给出资源保障,明确时间进度。按照这个思路,方案也就差不多了。事实上这也是解决复杂问题的一般方法。

从上述哲学层面的探讨,也可以得出“数字生态”的重要意义。数字生态,是我们在复杂的普遍联系的世界中,界定出的具有高度内聚联系的一类新的“经济系统”,就像我们说系统是认识世界的基本单元一样,数字生态就是认识数字经济的基本单元。从这个概念开始,会形成对于管理学、微观经济学、组织学的一系列冲击。

学界还没有大数据公认的定义。在写作《数字生态论》时,我给出了一个定义,“大数据是万物和万物普遍联系的记录”。这个定义看起来平平无奇,但实际上是深入研究了系统论、矛盾论之后,结合数据的本质,给出的高度抽象的概括。从此定义出发,我们可以推演出大数据所有的特征,蕴涵的价值,潜在的规律。这个定义足够简单明了,而又内涵深刻,假以时日,当为学界接受采纳。


延伸阅读:

栋察 | 赵国栋:每个要素中都没有系统特性的部分特征

栋悟 | 概念:思维认知的一次“跃迁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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