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是我国面临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巨大困难的背景下，总结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。像《论持久战》这样关乎国运的著作，就是灵活运用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的产物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是人类哲学的最高峰。这个论断本身也是从《实践论》延伸出来的，人们认识的过程，总是从实践到认识，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。如果有哪个民族，遭遇的困难大于中华民族在毛泽东时期的困难，就有可能总结出更具抽象的理论。如果没有，恐怕后人难以超越这些思想。
《系统论》是钱学森在主持我国科技航天事业时期的产物。除了学科之间的协同、工程之间协同外，更重要的还有不同部门的人的协同。几十万人被组织动员起来，完成航天的任务，组织如此巨大的工程，背后遵循的理论是什么？钱学森提出系统论、系统科学、系统工程。系统论就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指导哲学。就“系统论”这个词最早提出者，一般都说是生物学家贝朗塔菲。但是钱氏系统论的内涵远比贝朗塔菲的一般系统论深刻得多。
在当下，我们面临的课题是如何有效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科技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需要回答如何融合？以及融合以后怎么样等问题。这个也是时代的命题。这命题的难度当然比革命时期面临的困难小的多，但也有诸多不同之处。在实践中，我们提出《数字生态论》，在产业发展中，有着长期、惊人的生命力。其遵循的哲学思想，就是这三论——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、《系统论》。
从系统论开始说起。最简明的系统定义，莫过于“相互联系着的要素构成的整体”。这个定义由三层递进的含义，第一，系统是整体；第二，整体由要素构成；第三，要素是相互联系的。层层递进，缺一不可。定义看起来简单，但是理解起来不容易。
要素和要素之间的联系哪个更重要呢？要素之间如果没有联系，就是一般散沙，不足以谈系统。一个公司，总是由经理和职员构成。一般而言职员大多听经理的。多一个职员、少一个职员，公司还是公司。但是如果经理和职员之间没有了联系，公司就立刻解体。而且公司一旦设立，经理和职员的联系就建立起来，这种联系就自始至终的存在于公司的大小事务之中，公司的大小事物自始至终也都包括这种联系。这种联系是公司的基础，联系不存在，公司也就不存在。
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要素之间的联系其实更重要。变革，更多的是变革了要素间的联系。或者增强、或消弱、或重联、或短路。
关于要素和联系的重要性，可以再举几个例子。譬如社会系统，是由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组成的。描述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有个专有名字——关系。在社会系统中，除了战争和生育，不能大规模的主动的减增人口，而社会的发展、变革主要是改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人群之间联系紧密了，合作也就产生了。改变了人群的联系，也就改变了社会。
就像同样是4亿人口，在国民党时期，大量的农村人口是没有被组织起来的，是孤立的、分散的，也就没有力量。但是共产党重建了基层组织，把农民彻底动员起来，短短几十年，就重构了整个社会的面貌。因此，在系统中，要素之间的联系，是主动的、关键的改变系统的主动的变量。
从中医角度，更容易理解联系和要素的关系。人体是由各类器官构成，按照性状，划分为五脏六腑。人们的病，更多是五脏六腑的“联系”出了问题，而非某个脏器独立的原因。五脏六腑的种种“联系”，概括成“金木水火土”来表示。所以，我现在对于五行的理解，是事物间联系的性质的分类。
联系既然如此重要，如何认识这些联系呢？联系的规律是什么？《矛盾论》讲清楚了。在矛盾论中，假如把“矛盾”全部换成“阴阳”，完全通顺。也就是说矛盾就是阴阳，阴阳就是矛盾。只是在毛泽东时代，战争的残酷性、斗争性居于主导地位，矛盾更符合时代的语境。何况五四运动以来，中国民族自信、文化自信几乎降至冰点，中国古典文化被看成是糟粕，看成是落后东西。不好用“阴阳”来指代先进的思想。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系统的学习过，但是我觉得毛主席讲的矛盾，事实上是中国古代系统、辩证思想的现代化表达。
长期以来有个问题，一直困扰我。就是世间万般事物，为什么就是一生二、二生三，三生万物呢？还有就是太极生两翼，两翼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衍生出六十四卦，就能概括所有的世事儿？我自己觉得从系统论中，得到一些启发。
我觉得所谓“一”，所谓“道”，所谓太极，都是指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永恒的，也就是万物普遍联系。所谓二，就是指联系着的双方。无论联系多么复杂，归结到最后，就是两两之间的联系。联系着的双方，一方之称为阳、一方之称为阴。或者一方为矛，一方为盾。如电之两极，硬币之两面。有阳必有阴，有阴必有阳。通常会把阴阳中，主动的、积极的方面称为阳，把被动的、从属的称为阴。但是实际上是相关依存，相关转化的，并非恒定如此。而“三”则到了“用”、“形”的层面，就是某种联系，加上“要素”成为可用的某种“事物”，所谓三生万物。
八卦体系，稍有不同。太极、两翼的含义同“一”、“二”。四象、八卦甚至是六十四卦，我认识是对联系的种类、性质的进一步细化。联系具有普遍性，联系的规律同样有普遍性。因而《易经》讲的都是万物相通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。只不过语境离我们太远，阅读起来格外艰涩难懂而已。
但是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不同，书中所用的语言是现代的，所指的事件尚不久远。我们完全可以看懂。是以当我反复读这两篇文章时，反而对于《易经》有了感觉，至少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易经当然可以用来预测，就像我们断言某家公司可以成功，而果断投资一样。
这个时候，认识世界的方法论，就全面了。世界是普遍联系的，系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单位，把普遍联系的世界中，抽取出有特定联系的要素构成的部分，就是系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必须把普遍联系的世界，做适当的剪裁，剪裁到我们的认知水平可以处理的“系统”，否则我们无法认识普遍联系的世界。系统当然是大系统套小系统，细分而无尽，综合而无垠。所以认识世界就从认识系统开始。认识系统就得掌握系统论。
系统论又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辩证统一。认知系统，就得细分认识系统的诸多要素，以及诸多要素之间的联系，这就是还原论。之后必须从整体出发得出系统独有的性质，这是整体论的方法。过去自然科学几百年的发展历程，多是还原论占据主导地位，而今后发展，更多需要系统论。
当我们关注系统，就必须把重点放在系统诸要素之间的联系上。《矛盾论》给出了方法，讲清楚了推动系统发展的关系的辩证统一的普遍性质。若要真正掌握并能灵活运用《系统论》、《矛盾论》，就要遵循《实践论》给出的路径。就是从实践到认知，再从认知到实践的往复循环的过程。也就是光说不练不行。
我们谈论这些话题，并不是坐而论道，重要是的起而行之。当我们知道了联系的本质特征，我们就知道谁才是掌控未来的公司。也就是改变了产业内诸多生产要素之间的联系的公司。用商业上通俗的语言来讲，就是改变了产业格局的公司。认识到这个层面，我们就有了理解产业的独特方法论。
看看这个产业有哪些生产要素，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？这些联系可以是资金、货物、数据、人的流动。制约这个行业的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？也就是哪些类型的联系，妨碍了生产要素的配置。有公司致力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吗？如果有，这家公司，很可能是咱们要投资的公司。这就是咱们的“《数字生态论》”。我们所说的EOP，就是数字生态的承载平台，到了系统工程这个层面。用这个观点来思考四倍农业，来观察农信互联、和君纵达，是不是就豁然开朗啦？
四倍农业完全实现了种植和养殖之间的能量循环，建立了返璞归真的农业自然生态系统，这是对整个农业乃至农村的重塑。农信互联改变了养殖企业、饲料企业、金融机构、物流机构等之间的联系，利用大数据重组了产业。和君纵达综合利用各类通讯手段，大规模、高效率和重组了和企业和用户之间的联系。
今后，写各种方案，估计是团队的一项主要工作。方案本身的价值要放在上一个层级的系统来看，也即价值是对上一个层级而言。方案自身有哪些要素构成？需要列出个一二三来，更关键是谈清楚这一二三的联系，找到主要矛盾。系统总是处在某个环境中，并受环境的制约，把这些限制因素找出来，给出资源保障，明确时间进度。按照这个思路，方案也就差不多了。事实上这也是解决复杂问题的一般方法。
从上述哲学层面的探讨，也可以得出“数字生态”的重要意义。数字生态，是我们在复杂的普遍联系的世界中，界定出的具有高度内聚联系的一类新的“经济系统”，就像我们说系统是认识世界的基本单元一样，数字生态就是认识数字经济的基本单元。从这个概念开始，会形成对于管理学、微观经济学、组织学的一系列冲击。
学界还没有大数据公认的定义。在写作《数字生态论》时，我给出了一个定义，“大数据是万物和万物普遍联系的记录”。这个定义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实际上是深入研究了系统论、矛盾论之后，结合数据的本质，给出的高度抽象的概括。从此定义出发，我们可以推演出大数据所有的特征，蕴涵的价值，潜在的规律。这个定义足够简单明了，而又内涵深刻，假以时日，当为学界接受采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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